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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屆亞際文化研究(國際碩士學位學程)分享會側記

公告日期

2020-6-18

第六屆亞際文化研究(國際碩士學位學程)分享會已於2020516日線上舉行,完滿結束。當天的主題非常豐富,包括社會運動,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性別、勞工與藝術實踐,以及移民的社會關係。
 
梁匡哲以〈「六七暴動」的再現政治:以《消失的檔案》為例〉為題,他把六七暴動置於冷戰和文化大革命語境,香港位於冷戰和文革的雙重邊緣性——一方面「香港-中國-英國」的冷戰研究並非主流,英國並非冷戰最主要國家,另一方面文革中毛澤東強調把香港「長期利用,充份打算」,港共與中共亦各有主體性,中聯辦與新華社、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權鬥必須一併考量。他主張把英方定調的「六七暴動」和親中國共產黨的左派強調的「反英抗暴」兩種觀點接合,並整理了左派和英方的文宣組織,認為英方的官方內部組織(緊急資訊工作組、秘密宣傳小組、政治新聞處等)比左派系統(學友社、工聯會、大公報、文匯報)更為有力,「香港人」身份亦在此時萌芽(參與六七的都是「中國人」),左派隨著文宣處於下風,便開始走向武鬥的策略。梁匡哲選取了《消失的檔案》為例,因為紀錄片的觸及面很廣。回應人岑學敏提問,為甚麼以《消失的檔案》為例,有何特別的地方,怎樣處理現在的再現或不再現,又如何不同於電視、博物館?《消失的檔案》是當中的典型,還是特例?是不是因為在一個某一個特定時空被傳播和理解的文本?六七是不是也符合了困難遺產或困難記憶,所以有歷史記憶再現的重要性?梁匡哲回應道,《消失的檔案》放映的時間正值梁天琦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和銅鑼灣書店事件,紀錄片把兩個年代的中共等同起來,對這種直線歷史敍事的普及化有很大推力。
 
湯珮然的題目是〈重新學生活?「黃色經濟圈」的消費戰〉,她的研究主要建基於訪談內容、田野的現場觀察和文宣材料。她的報告提及「黃色經濟圈」最初如何在雨傘運動先被提起,並梳理黃色經濟圈的概況,她把經濟圈分為黃店、藍店、綠店、紅店,主要考察前兩者。她提出黃色經濟圈有兩個積極的面向:首先是政治考量去光顧一個企業,是一種生活政治;另外黃店在運動裡亦能夠保護行動者,提供暫避之處。黃色經濟圈所劃分的「同路人」,會排除同時支持黃店和藍店的人,亦形成族群邊界。不過湯珮然認為,黃色經濟圈仍有若干限制,包括如何判別藍黃立場的機制和店家與員工立場差異的問題。最後她亦提供了豐富黃色經濟圈的思考,她認為社區經濟和本地農業應被包括在黃色經濟圈;另外經濟圈的行動者不只限於消費者,還有業主等角色。回應人岑學敏提問,是否要用族群作為理解黃店和藍店的框架?他認為彭麗君〈人民作爲一種修辭? ——香港「反逃犯條例運動」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〉提供了「香港人共同體」的另類思考框架,值得參考。另外,岑學敏提問,黃色經濟圈的政治消費與罷買國貨的異同是甚麼?黃店內部的討論有沒有一個轉向?
 
張行的報告題目為〈中國背景下的全球本土酷兒化:酷兒身份、烏托邦願景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,和後毛主義國家〉。他的研究主要探索同志身份的全球本土化,以及對全球酷兒鬥爭的想像:第一部份主要是對中國酷兒作家崔子恩的小說《偽科幻故事》(2003)的文本分析;第二部份主要是細讀對秋雨(化名)的幾輪深度訪談,秋雨曾為體力勞動者的老年同志。在崔子恩的酷兒科幻小說中,崔子恩一方面援用科幻文類,另一方面反文類,把文類本身也視為僵硬的體制;張行引用紀大偉的觀點,提出酷兒科幻本身也是科幻文類之中的邊緣。張行亦借用慕紐茲(José Esteban Muñoz)的《巡弋烏托邦》(Cruising Utopia)和哈伯斯坦(Jack Halberstam)的《酷兒的失敗藝術》(The Queer Art of Failure)去思考酷兒時間性和失敗酷兒。崔子恩把小說設置於星球,而一個星球等同一個國家,並在小說中諷刺中國的審查制度,小說拒絕把國家放在中心,要求種族、國家、性別幾個層面徹底的革命。老年同志秋雨的經驗中,一方面LBGT活動讓他感到驕傲,另一方面他在微信的發表引起對老年同志的人身攻擊,秋雨的身份是被多重力量所塑造。張行主張,後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形塑著中國酷兒主體,把不合格的酷兒主體邊緣化,例如老年同志,並瓦解了LGBT社群內部不同從屬群體的可能聯盟。回應人丁乃非認為,張行的報告清楚展示兩個問題,並帶出當中的複雜性:進步同志敍事如何被個別的國家所中介?國家本身也被國際序列所中介?她進一步提問:改革開放後,秋雨的個人歷史敍事是否有一種修辭和策略上的轉換?勞動污名在改革開放前是這樣嗎?然後這種污名就是極端去男性化?毛時代是否有勞動文化,裡面是否有沒有性別的元素?後毛時代勞動文化、性別和國家三者的關係有沒有轉換?張行回應道,隨著武漢國際活動日益增加,廣場和廁所等同志活動空間減少,但整體經濟條件有所提升,中國沒有直接用法律手段進行懲處。不過秋雨的老年同志敍事是兩個時代的苦難的延續,老年人在同志群體就是邊緣。他們對全球序列的想像是把西方世界放在世界最頂端,但這同時有著策略性的作用,例如秋雨曾被穆斯林當面羞辱,他認為教皇可以接受同性戀,所以是策略性地用西方的肯定自身。另外有線上參與者問及中國的LGBT群體小粉紅化的現象,張行認為這個現象是威權體制挑動民眾對民眾的鬥爭,不過他補充道,「粉紅基」本來也是污名化的名詞。
 
白真松的報告題目為〈犧牲體制的鏈接階段〉,主要以「犧牲體系」的框架,批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南韓的勞工條件問題。「犧牲體系」主要來自日本的討論,首先是來自為日本天皇犧牲的「神風敢死隊」,後來日本思想家高橋哲哉提出「犧牲的體系」,指出福島是為東京犧牲的體系,並造成結構性的歧視。這種新的「犧牲的體系」,同時指向勞動者被強迫在危險的地方工作,同樣適用於討論南韓的工廠意外和勞工問題。白真松同時以「鏈結階段」,指認南韓的國家與全球市場之間的結構性暴力被隱藏起來,社會暴力個人化,沒有責任主體。一方面,企業為了壓低成本,人、自然和土地被犧牲,另一方面,國家則倒向市場,法律要求罷工者的賠償金與要求企業的賠償不成比例,政府亦沒有對大企業調動調查權。白真松亦強調韓國的跨國企業對其他地區的工人的剝削。最後他主張,我們應該關注他人的問題,而國家應該為公民服務,而不是為企業服務的國家機器。回應人劉紀蕙提問,報告借用日本的高橋哲哉和日本神風特攻隊作為分析框架,在韓國的傳統中,又有沒有類似的「犧牲」?是否可以從歷史中截取這些概念?是不是有韓國文化去影響人民去做這種犧牲?「鏈結階段」的組織圖表是否不夠準確,還是沒有充份展開?另外報告的案例非常豐富,會否聚焦個別案例作更深入分析?她認為白真松最後只訴諸道德,再推進一步,尚有法律層次、民眾介入等方面可以繼續進行探討:甚麼才是真正有效的介入?
 
戴愷如(Elizabeth Ditmanson)的報告以〈藝術進駐和新自由主義之糾葛:臺北藝術村寶藏巖之案例〉為題,探討臺灣的藝術進駐計劃及機構之設計與實踐,以至其應對國際性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。藝術進駐指藝術家進入特定場域,一邊創作一邊生活其中,並期望可以在指定時間內,與當地的空間和社群建立出理想中的共生關係。戴愷如首先論及藝術進駐空間在臺灣的發展及現狀。自1990年代起,國際藝術進駐空間蓬勃發展,成為臺灣藝術文化發展完善的一大部份。在解嚴後,社區營造和本土化等構思,又與臺灣整體的民主化進程合流。戴愷如進而以一個三維模型,說明藝術進駐如何作為一個不同元素互動的現場:(一)從場地主持人看來,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化藝術場域,理應成為創意發想、演出,以及重新思考身份概念和歷史敘事的空間;(二)對於藝術家而言,藝術進駐既是接合「藝術」和「民眾」,並將藝術帶入社區的機會,也是發展個人職業的時機;(三)從資本來源切入,則可以進一步分析新自由主義力量如何影響藝術駐村空間及其運作。資金和設計之性質往往容易引發各種問題與挑戰。在後解嚴時期的臺灣,藝術家得到更多的自由以表達自我,同時亦激發他們的中介角色,以圖將本地文化引介到國際藝術市場,背後亦有政府的支持。戴愷如以位於臺北的寶藏巖為具體分析案例。寶藏巖提供的空間本身,已然具有獨特的歷史、社會及文化價值,藝術家駐村固然為該地帶來新氣象,計劃卻建基於政府對原有社群的解構及重塑。當藝術家及旅客進入社區,反而使遺留下來的本地居民更為邊緣化,由此亦引伸出新自由主義下,藝術家以職業為導向的個人主義和企業家精神(artrepreneur)以及藝術駐村容易滑向市場化的傾向,或將與社區產生矛盾。有見及此,戴愷如指出位於臺北的藝術機構,近年來已開始塑造出一種領導角色,促成國內和區域性(尤其東亞及東南亞)藝術家社區之間的結盟,以解決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下,本地及國際藝術空間所面臨的各種問題。回應人劉紀蕙認為,戴愷如的報告引用了不少現有學術成果,亦已整合出了一套獨特的分析框架,那麼後續的研究將如何展開?如果已有一套現成的分析框架,當來到田野現場,會否依然保持開放,允許自己從新的觀察中得出不一樣的結論,抑或希望用案例或數據去「證明」自己的框架?此外,報告主要以較為靜態的案例為分析對象,會否考慮將不同類型的藝術駐村(如音樂、多媒體裝置)等納入?這可能會帶來不同的藝術形式,在一定程度上,甚至會改變「社區」的性質。最後,報告中論及東亞及東南亞連帶的部份十分有趣,若有機會深入探問這些區域性連結之間所共同面對的歷史經驗,或更能夠發掘藝術介入的正面力量。
 
最後,方甯芙(Miftakhul Fajriyah)的報告題為〈遷移「舞台」背後:理解臺灣的印尼商店的動態〉。自1992年起,臺灣開放外籍移工以家庭看護等身分入境。印尼人也可以透過跨國婚姻進入臺灣,其中絕大多數移民為女性,在臺灣構成「外籍新娘」的重要部分。隨著新南向政策出台,赴臺留學的印尼學生亦節節上升。當印尼移工在臺人數增加,不少印尼公司相繼來臺開設大小型企業,競相為在地移工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務,背後有著跨國資本的支持。方甯芙以民族誌為方法,探討臺灣的印尼商店(toko Indonesia)如何為這些印尼移民提供基礎設施,流通商品及服務,同時也為移民提供情感支援、聚會場所、以及建立人際網絡的空間,乃至為印尼的無證移工提供安全庇護。如劇場(theater)般存在的印尼商店,來自不同背景的行動者在此穿梭交會。在性別、種族(ethnicity)、宗教等各項因素交織下,這些行動者如何彼此協商,靈活運用印尼商店提供的空間和功能?與不同行動者的交集,會否對移民原先的身分產生影響,並重構他們的社會關係,以至重塑其想法及行為?印尼商店所具有的族群身分,又將如何影響他們服務不同移民需求的能力?印尼商店內部行動者,又將如何設立及維持他們與外部行動者之間的邊界?在文獻回顧方面,方甯芙引入三個重要概念,一是種族商店(ethnic store)如何為不穩定階層(precarious)提供安全庇護(safe haven),而印尼商店這一公共空間(public space)又是如何變得「私密」(private)為這些移民提供其所需要的物理空間和情感網絡;二是親密經濟(intimate economies)的概念,有效點出性別、種族和身分如何交織在資本主義經濟運作之中,有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印尼商店的具體運作;三是印尼商店同樣應該被納入移民基礎設施(migration infrastructure)的類別,以探討其維持印尼移民在臺生活的角色及作用。回應人Musikawong指出,「親密經濟」的概念一般多用於婚姻、性工作者等範疇。當報告使用「親密經濟」時,主要著眼於移民與印尼商店之間的情感依附(emotion attachments)是以此處的概念運用需要多作延伸說明,Musikawong建議可以探索情感與移民(migration)之間的關係,例如印尼商店如何使移民產生一種「家」的歸屬感。若報告人關注印尼商店作為「基礎設施」的功能,則可以考慮將不同層次的空間使用畫出來、為之定位(mapping)同時也可以列明空間內不同行動者如何在商店內部進行互動,及其所產生的社會關係,甚至可以納入臺灣或印尼政府和經紀人(brokers)等角色。回應人也提醒,報告人需要小心區分短期居留者(如移工)與長期居留者(如移民)之間的差別,這也將影響不同印尼人在臺灣選擇何種生存策略。而「印尼移工」和「印尼家務工」等字眼運用也需要更為準確,因兩者雖有重疊,然不盡相同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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